冯玉祥三次入陕

赵云生*文

1914 年冯玉祥第一次以团长级随陆建章入陕。在此期间，陆逼死张云山，扑灭二次革命党人邹子良、王绍文等数十人。后陆败退，狼烟离陕，而胡笠僧、郭坚等部势力壮火，发展为陕西靖国军。1921年冯玉祥以旅长级随阎相文入陕。在此期间诱杀郭坚，逼走李夺、麻振武，投靠刘镇华。后因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，带走了胡笠僧、田维勤、曹世英部出关，胡部因之扩大，后为国民军第二军。1926年冯玉祥第三次由五原入陕。先解西安城围，继之即消灭麻振武、党玉琨、陈发荣（疯子）等镇嵩军中的陕军，改编岳维峻部为南路军，李云龙部为第八路军，杨虎城部为第上路军，田玉沽部为第十一路军，接着即次第消灭田玉洁、李云龙、冯子明、甄寿山、田生春、何溪臣等陕军部队，但最后却被杨虎城撵出陕西。在这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两军此起彼伏，旋进旋退，其经过是极为复杂曲折的，也是值得记述的，今就本人亲身经历的与耳闻目睹的事件概略记述，遗漏与谬误的地方在所难免，希望阅者补充纠正。

陆建章的搜括与冯玉祥第一次入陕

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，即着手摧残革命力量，排除异己。为了扩展北洋系统治范围，于各省遍布他的爪牙。陕西“秦陇复汉军”的起义，是武昌起义的继续，由于“复汉”与“洪汉”两派的摩擦，闹得局面很难安定。(“复汉”由张凤翙领导，成员多半是知识分子；“洪汉”由张云山领导，成员多半是哥老会里走江湖的)。

袁世凯为了控制西北，想更换对辛亥起义有功的陕西都督张凤翙，但总得有所借口，于是煞费苦心地制造战乱。

1914年春，白朗率部进入陕西，由商洛沿终南山脉攻户县、眉县、周至、宝鸡、陇县、天水。袁世凯即以“剿匪”为名，派陆建章带兵（冯玉祥即在军中）来陕戡乱，取张风翙都督职位而代之，调张到北京，升以将军头衔。

在“复汉军”推翻清朝统治之后，政治上励精图治，一改前清的积弊和陋习，即如禁种鸦片烟一事，张云山自任禁烟大使，带队亲身督禁，卫队除刀枪仗威外，特备利铡四副，遇有顽抗禁令，敢于种烟的，便实行铡死，以重禁政。而陆建章到陕，则劝令农民广种鸦片，大收烟款。为了好听，美其名曰“罚款”。意思是：政府禁烟，而农民偷种烟，这是违法的，查出须得罚。这一开端，给陕西历任统治阶级沿用种烟征款，留下了数十年的虐政。

陆建章到陕西后，首先逼死张云山，其次迫害进步人士，如邹子良、王维文等18烈士均遭屠杀，所以陕西人以“陆屠户”称之。此外，对陕西队伍，除改编外，并分别于各部队安插监军。当时驻守富平的胡笠僧是革命军的健将，陆为了严加监视，不放心别人，特派其子陆少文带兵团驻富平。

胡笠僧虽是大荔驻军陈树藩的游击营营长，但有革命思想，与陈是貌合神离，他看到陆建章祸陕，对革命事业是一大障碍，便联合渭北一切革命力量作逐陆计划。他又为了先发制人，就近活捉陆少文。小陆被擒，大陆丧胆，陆建章外而迫于渭北各县的护国起义军如曹世英、郭坚、高峰五……风起云涌地掀起的“逐陆”高潮；内而经不起妻子的纠缠，于无可奈何中自动向大荔驻军旅长陈树藩告急，并愿以将军职位换回儿子为条件。

陈树藩本来就和袁世凯有勾结，遇到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更显出得意忘形，对陆说：“你的明哲，我衷心诚服，保障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我负完全责任”。这才使陆建章心里的千斤石落了地。陆自以为在陕西刮来的民脂民膏可以满载而归，安全出境，到北京即使作寓公，大可以一生吃着不尽。哪晓得横征暴敛激起民愤，当陆的乘车塞途，驮载满街，正络驿于省东郊的当儿，忽然一股渭北的“逮陆”健儿—--郭坚部队，从灞河沿岸扑来，鸣枪的鸣枪，抢车的抢车，背包袱的背包袱，翻箱子的翻箱子，恰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们劫夺“生辰纲”一样。这一痛快举动，真叫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们禁不住高兴地喊“‘安徽蛋’也有今日”!当时，陆的官员、少爷、小姐一个个都慌作一团，瞪着白眼呆看着，就连统兵随陆来陕号称善战的冯玉祥也没有抵抗的勇气。好在渭北的“逐陆”健儿，只求夺回财物，并不害及他们一个人，这才给了陆建章等人一个抱头鼠窜的机会。

此后陕军方面却壮大了胡笠僧、郭坚等人的势力，发展为陕西靖国军，这是冯玉祥第一次入陕。

阎相文自杀与冯玉祥二次入陕

1919年夏，于右任应胡笠僧、曹世英之邀，由沪返陕，组织陕西靖国军司令部。

于三原编郭坚为第一路司令，驻防凤翔一带，统治西府，使陕督陈树藩不敢西顾。从此，郭坚就成了“凤翔王”，征粮练兵，扰害人民，他每以势力威镇西府而自豪。记得他有登凌虚台诗云：“禾黍高低旧战场，眼中风物尽荒凉!秦山渭水都如昨，漫拟章邯作雍王。”

我因事到凤翔，登凌虚台，见到此诗，抚今感昔，不胜惋惜郭之被诱杀!

郭坚死的经过是这样的：1921年春，陕西督军陈树藩不容于革命军，北洋政府派阎相文带吴新田、冯玉祥两旅来陕就任督军职位。阎为了处理陕西部队，拟召集一次军事会议，所召陕军首脑都得参加。会前阎忽接到北洋政府密电，大意是：速将郭坚送京……冯侦知电情，径向阎讨要由他招待与会陕军各首脑的差事，阎相文照准。1922年夏，陕军首脑应召来西安的有：靖国军第一路句令郭坚，第三路司令曹世英，第四路司令胡笠僧，第五路司令高岐，而郭坚自己怕遭意外，还由外国洋人担保。

二返长安的冯玉祥，得此报仇机会，实想把陕军各首领一网打尽，而着重在郭坚一人。冯为了不使郭坚漏网，得叫本部官兵人人认得郭坚。乃在西关讲武堂布置好后，特约郭给他的部队讲话。“鱼游釜中”的郭坚还蒙在鼓里，自以为“座上宾”，得到了冯旅长的尊重，得意洋洋，大摇大摆地走到队伍中间，静候冯旅长给他介绍。冯陪同郭坚站在中间，放开嗓门喊问：“你们听说过郭司令没有?”官兵齐答：“听得熟了。”又问：“你们都见过郭词令没有?”答：“没见过。”冯接说：“这位就是郭司令。他文武双全，多谋善战，他的字写得顶呱呱，你们认清楚了没有?”随即引郭坚巡视队伍周围一圈，再郑重地问：“这一下你们可以认清楚了?”答：“认清楚了，保管没错儿。”这最后答词，使郭坚如梦初觉，可是已逃不了啦。一声“动手!”官兵一拥而上，把郭坚当场逮捕。“阶下囚”不待入狱，马上砍下头来，枭首示众。

冯玉祥这一“杀鸡使猴看”的做法，惊动了与会的陕军各首领，纷纷逃跑，各寻生路。胡笠僧得到陕西省长刘镇华的透露消息，飞马直奔“草滩”，渡过渭河后，见后边尘土飞扬处发现追兵，人不及用饭，马不及饮水，死里逃生地脱了险。善于投机的刘镇华，其所以透露消息于胡笠僧者，不是真心维护革命人士，而是为他个人的将来留余地。

冯玉祥不征求阎相文的同意，擅自杀了郭坚，郭为上峰所要的一个人，这使阎感到无法交代，午夜彷徨，忧虑失眠，就这样地钻了“牛角”，吞烟自杀了。阎死，冯继阎督陕。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，冯被吴佩孚檄调出陕参战，他就带陕军胡笠僧、田维勤、曹在英部出关。胡笠僧部因此扩大，成为与冯联合组织起来的国民军。这是冯玉祥第二次入陕。

刘镇华围攻西安与冯玉祥第三次入陕

1926年，国民军在河北、河南失败以后，刘镇华取得吴佩孚的同意，借阎锡山的帮助，二次窜进陕西，围攻西安。越八月之久，未能进展；残害陕西人民，达于极点，这就为冯玉祥入陕造成了机会。这时冯在莫斯科已加入国民党，取得了苏联的援助，偕同于右任回国，在五原誓师，计由西北东出潼关，期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，直驱北京。派孙良诚为先遣军，过宁夏编马鸿逵部；入甘肃取消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、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的部队，壮大了实力。乃长驱入陕，直抵西安城下，不久便攻克西安，解了城围。刘镇华溃不成军，狼狈鼠窜而去。

冯这次入陕是名正言顺，陕民甚为感激。若善为利用，西北很可能成为他的根据地，可惜操之过急。今将冯部消灭陕军的经过记述几宗。

一、消灭麻振武。麻是郭坚的部下，郭死后麻由凤翔开到大荔，受刘镇华编制为镇嵩军，在大荔撵走王寅喜，以大荔为根据地，扩展地盘，占领韩城、澄县、蒲城四县。

他本人常住韩城，派段茂功、缑章保分驻各县，人称他为“麻司令”。麻统辖东府，在名义上是刘镇华的部队，实际上对刘不一定奉命唯谨，有时还表示抗拒。举一事为例：

1924年夏，刘镇华委周伯敏的父亲周石笙为渭北禁烟专员，随带随员多名，到麻振武管辖区域，进行禁烟。周先到高陵、富平，后到浦城、澄城、合阳等县，都很顺利，惟最后到了韩城，麻却拒不见面。

麻从1922年到1927年的六个年头中，对他所辖范围内人民的压迫、剥削，可以说是罗掘殆尽，极敲骨吸髓之能事，人民怨声载道，大有“时日曷丧，余及汝偕亡”之势。1927年春，冯玉祥乘着解西安城围的余威，对于镇嵩的余孽当然师出有名，派张维玺率队攻打大荔，并调陕军中的田玉洁、冯子明、甄士仁各部，派兵参加围攻大荔战役。麻振武向以“土皇上”自居，本着平日欺压人民的淫威，认为城内粮弹充实，城外召韩、蒲、澄的部队来援，只要坚守一个短时期，便可以解了城围。哪料张维玺早在外围，步步为营，切断蒲城与大荔间的交通，麻的外部兵力本身自顾不暇，哪有来援的可能，所以他的喽罗们，只能作“壁上观”。麻振武顽守孤城的日期越长，给大荔人民带来的苦难越多，城外军队的滋扰，土匪的趁火打劫，城内驻军的借事生端，如诬良为盗，士兵擅入民房，奸淫抢劫之事，层出不穷。由于民愤日深，所以麻部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围城历时半年，结果麻振武自杀，部下逃的逃，降的降，“树倒猢狲散”，大荔人民才得到了一线生机。麻振武覆灭后，冯军趁势消灭了耿花、段茂功、缑章保等部，在冯的思想上至少认为郭坚的余孽已根绝无遗了。

二、消灭田玉洁。1928年冬，胡笙僧部学兵营长张义安在三原县发动“反陈（树藩)起义”后，胡由富平到三原，一面布告安定地方，一面派田玉洁一营进驻泾阳，以防陈军的反攻。不料田到泾阳后，持中立态度，表面是靖国军，暗里却与北洋系的陈树藩不断联系。因此，陈不侵犯泾阳，田亦不为靖国军出力，这就造成了泾阳是一个安全地带，为田在泾阳“坐大”创下了有利条件。

靖国军起义以来，与西安的陈树藩南北对峙一道渭河，俨然是“鸿沟”划界。任何一方越界，即以敌探论，而泾阳驻军则是例外。1920年冬，陈树藩却借机拉拢田玉沽，曾派他的亲信刘世珑来泾阳，部队驻在南原上，召田见面（据说是师生关系）。他俩所谈何事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单就双方不动声色，各回原防看来，田玉洁的面目已见一斑。一个貌似革命而心不革命的田玉洁，能在泾阳“坐大”，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，就我的看法，可分述以下六点。

1.胡笙僧不忘情于他的老上司陈树藩，自觉力不敌阵，所以让位于右任。田是胡的嫡系，当然一个鼻孔出气。

2.靖国军各路司令，各霸一方，纪律较差，当地人民交相抱怨，而田在泾阳保境安民，人无怨言。

3.在政治上，听信幕僚们的建议：“为政不得罪于巨室”，对本县绅如周定侯、牛建达、焦带南、薰荣青、贾千秋等都分别先后给以长、厘金局长、棉捐局长、禁烟局长等职，使这些人为他吹捧。

4.在经济上，除正当收入，如田粮、厘金、棉捐而外，大种鸦片，大放赌博，据说：烟赌两项收入的数字，大于正常收入几倍。

5.在军事上，经济充裕，当然要扩充实力，广收外来有枪阶级，如张九才、王少猷、孙子宏作为军事资本。

6.大量收购武器论。兵多须枪多，田看所收外来之人，兵比枪多，徒手不足以壮军容，除由部属在各关卡渡口劫夺过路队伍枪枝外，又派人往沪、汉各埠购买长枪。据说有一次派一外行职员携款10万两白银到汉口买回长枪，俱系废品，得重行修理而后才可用。

田玉洁的敛财，既以烟赌为大宗，他的部下弄钱方法也就照样学。为了说明事实，举三件事作例证。

1.旅长王俊生表面洁身自好，不亲涉烟赌行业，但是合办“官膏”，开放“赌场”，无一处没有高级军官的股份。王俊生强买房东袁子新住宅（在北极宫），偏正三院高楼大厦，有百余间，墙是一砖到顶，地是砖铺石阶，而付价仅1000两银（正值1万两银)。

袁家祖先，曾充过安吴盐号总管，富有家财，房屋修盖不但华丽，且家具摆设应有尽有。楼上楼下，厅堂卧室，所陈设的桌、椅、床、凳都是楠木制造；碗、碟、缸、罐全由江西运来，偌大家业，经不起不肖子孙袁子新吸烟、赌钱，迫于高利贷而顶给王俊生。老房客变成新房主，旧房主变成穷措大。

2.团长惠显峰因收债而娶王桥镇于家女子为妾（于家以前是巨富，后中落），依仗威权套骗了于家在泾阳城内“川心店”的街房200间，据为己有，于家子弟失了主权。

惠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，常对人说：川心店整个院落是于嫁女的妆奁。

3.马弁田夏子自己亲身摆赌场，熬私烟，除设门市部发卖外，对有产业的青年们，设法诱惑或叫去抽烟，或叫去打牌，哪怕没有现钱，常常以肯于赊欠为饵，必使这些没主见的青年们上钩而后已。

他的房东任培元，是一个青年学生，因其母居孀抚养，任情娇惯。由于田夏子的引诱，烟赌俱染，日久月深，赌兴越狂，烟瘾大。在田夏子的“驴打滚”高利贷压榨下，将房顶债。

上述三事，仅举例而已，全县各处如此类事者，时有发现。因此人都说：“田玉洁

在泾阳由营而团、而旅、而师、而司令，直接间接是使泾阳人民由强而弱、而穷、而困、而灭绝的制造者。”

田玉洁在泾阳，十年坐大，田赋之预征，税款之繁杂，部下之暴横，官吏之贪污，使泾阳人民敢怒而不敢言，看到大荔麻振武的消灭，他们认为是“武王伐纣”，也盼冯军对泾阳田玉洁照样来一下。

1928年秋，宋哲元带队攻打泾阳，借口是甘军的韩有录、黄得贵被宋部在甘境击溃后率韩部来陕，宋通令不准收容，而田玉洁的旅长张九才不自量力强为收编，所以引起宋的愤怒。宋本人驻扎距县城二公里的大训堡，指挥作战。同时分派队伍攻三原县。

田玉洁的司令部在三原，田看到冯军进兵泾阳，有并吞渭北陕军的形势，便飞传高陵、富平、雨金的陕军援助解围。岂知高陵驻军首领石像仪、富平冯子明、雨金甄士仁，都是各有各的打算，谁也不肯出兵，惟恐失了自己的地盘。特别是雨金驻军师长甄士仁，向来就与田不合，这次接到田玉洁的告急代电，不但置之不理，且存幸灾乐祸的态度。

后经我再三陈说，甄就派我前去见宋。他知道我是泾阳人，大训堡有我的田地，颖便回家，不致惹人注意。我建议见宋一方面是乡土观念，为了缩短战事日期，免得同乡们遭受战祸，另方面，是说动长官，讨来代表差事，借此可以回家。

同年9月14日，我携带文件，由临潼雨金镇徒步80里，冲破封锁线到大训堡。宋哲元驻帐篷里，很客气地和我握手，迎到帐篷里。他亲手递茶，端点心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赵秘书辛苦了。”我打开“话匣子”说：“这算什么辛苦?宋司令为了解救泾阳的老百姓，野外露营，不避风霜，这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们甄师长，向来同情贵军，所以遭到袍泽的嫉妒，今天宋司令来打泾阳，敝师虽无力派兵援助，可是，严守中立，使田玉沽孤军难守，可以一鼓而下，这对宋司令来说，可以不费鏖战之苦，对泾阳老百姓来说，可以减少烽火之灾，我代表甄师，向宋司令预祝早日成功!”这一席话，打动了宋哲元，他喜形于色地说：“这太好啦!只要甄师长真心为老百姓、为国家，不出兵助逆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回去向甄师长交代我的话，为了表示双方诚意，我派参谋（忘其姓名）同你一道到雨金去。”我同该参谋坐着小汽车回到了雨金，其参谋呈上狐皮大衣、名贵糕点，甄师长更是喜出望外。从此，宋哲元对甄师长另眼看待，凡甄有所请求，百说百从。外边人谈论起宋、甄关系时，都说“是儿女亲家”。其实是想象之说，并没有那回事。

宋哲元与甄士仁接上了关系，就围攻泾阳来说，解除了后顾之忧，集中力量加紧攻城之事，造云梯，挖地洞，组织敢死队。1928年9月18口，在北城门外，打开坏城墙一堵，敢死队一拥而入。城内守军旅长张九才，亲身督兵一连，与敢死队肉搏，把这一连兵当做“肉墙”，毕竟是“肉墙”的抵抗力挡不住敢死队的大刀。田玉洁的策划远逊于宋哲元，可笑的是，这样大的激烈战事，田玉洁却坐在三原司令部“遥制”，自以为“指挥若定”，没有亲身督战。结果，城破了，张九才负伤了，田才于第二天(9月19日）到距县城15里的许家堡，布置防御工事。许家堡地势固然险要，在防御上有高屋建瓴之势，但是，四面深沟，南门外仅有一吊桥，若是敌人来围攻，先断汲道，堡内的人尽作“涸辙之鲋”。田玉洁不学无术，连马谡失街亭的故事都不知道。第三天(9月20日)，宋哲元派旅长王金鏖驻扎在田玉洁的公馆，委阴杏村为县长，派参谋王荣灿维持城内一切事宜，自己又亲身带队进攻许家堡。同日晚间，炮火连天，呼声震地。许家堡内的守军首脑田玉洁一筹莫展，于黎明时由北城墙根下的“狼窠”挖开钻出，逃回三原。第4天(9月21日)堡内守兵发现田司令偷跑了，都成了“没王蜂”，还在堡内胡作非为，只图个人抢财物，哪管敌人来攻城，官长们如路福祥、宋展初、左图杰都满有信心地盼望着田司令临走时叮嘱的：“你们坚守一天，我到三原，马上发来救兵，保证打退敌军。”这一招迷惑了“瓮中鳖”的处境，丧失了警惕性。官兵们正在各自安慰的当儿，城外的敢死队由四面架云梯扑上城来，先缴了城上哨兵的械，大刀队接连由城门拥入，堡内田部官兵们，一个个束手待缚，当了俘虏。宋哲元把这些俘虏运到泾阳西郊，效武安君白起坑赵卒的办法，统统埋到井里，可以说是把田玉洁在泾阳“坐大”的力量铲除净尽了。

田玉洁的被消灭，除了极少数人以外，全县人民没有一个不称快的，看到田玉洁公馆被占领，当日参加过修建的民夫说：“老子早就料到，崽娃子有今日”。可见田玉洁不得民心，由来已久。

田玉洁失败之后，冯子明趁势占驻三原，也想坐大，不料被迫受宋改编，勒令由蓝田一路开出陕西。冯军占领三原以后，乘胜解决了蒲城的田生春部，至此，从1911年以来作为陕军根据地的渭北各县，尽被宋哲元占领，陕军尽被肃清。

三、李云龙卷土重来的失败和党玉琨的被消灭。宋哲元打下泾阳，消灭田玉洁部队以后，功高望重，陕西省主席石敬亭势不能恋栈，自动辞职，宋遂取而代之。这时，陕军三分之二被消灭，对凤翔郭坚残部实行斩草除根。正在调兵遭将、大张挞伐的当儿，未料到李云龙“督办瘾”发，收拾起陕军残部，拼凑成军，从临潼武家屯（李的故乡）起兵，连续占领了三原、泾阳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他的意图是幻想恢复当年失掉的陕西督办地位(1926 年担任陕西督军办)。自田玉洁覆灭后，他就有卷土重来的打算，迫于冯军节节胜利，无法下手。这时冯军全部西开，甄士仁部也进驻武功县，这就给了他一个钻空子的机会。他进军的步骤是；他本人驻三原，派薛保荃占泾阳，委李可亭、王重义为随军参谋，筹划一切政治措施。薛进了泾阳，首先占领了田玉洁公馆。李可亭建议监视泾阳县长杨温甫（宋哲元的秘书长的儿子），为将来必要时，作为交换条件做准备。

宋哲元对李云龙的变乱早有预防。因为在田玉洁公馆发现过田、李往来的密信底稿，但他并不放松攻打凤翔的行军。一方面，调大军西开，另方面除甄士仁部扼守武功外，把甘军马鸿宾部划分为二，以一半参加凤翔战役，另一半加上高峻部围攻泾阳。他认为李云龙是强弩之末，用不着大张旗鼓。

1929年春季，马鸿宾、高峻部围攻泾阳，直到麦快黄了还没有攻开。宋哲元拟调炮兵轰城，有人建议：可作虚张声势，不必实际行动，免使泾阳遭灾。这时，我由武功回到西安，在甄的办公处见甄。他见了我很惊奇地说：“再巧没有了!我正在担心你家里人!好在西风把你吹回来了，你马上回泾阳去，把两个孩子救出来。”我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什么事，这样紧张?”甄说：“老宋正在调炮兵轰泾阳城哩，炮弹哪有眼睛，你从我多年，怎忍使你断了根?”这一提醒，激起了我的家庭观念，公事交代毕，即办了身份证明文件，突围而由战沟通过，好在尚未开火，城里、城外的守兵都没有留难。进城先看看家，再到县政府见杨县长，他的表情很忧郁。最后见薛保荃，他仍和往常一样地张着人嘴哈哈笑，很得意地对我说：“润师（田玉洁字润云）的公馆，润师的地盘，有我老薛在，谁也拿不去。”我跟着恭维了两句：“你是无敌将军，谁还想在你手里翻梢吗?”薛闻言喜形于色。

第二天早上(1929年5月18日)，县长杨温甫派人到我家里来，呈上便函一封，内写着：“听说令郎正在上学，特呈上现洋200元，作为助学金，望祈笑纳……”来人马上呈上银洋。我在当时真有“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”的两难。随即同来人一同去见杨，很谦逊地说：“无功不受禄。”杨说：“受禄即有功，遇缘成契友，我（杨）向赵秘书也有请求；还望你回西安时，带我出城去。”我因受到200元的“魔力”鼓励着，毫不加考虑地答应了杨的请求。第三天，我坐车送杨出城后，仍单身进城，引走两个孩子。反正城里是陕军，谁也不阻挡。出城到冉家村，碰上马部哨兵，他们不容分说地把我当做侦探，押送到马团长处献功。马团长却对我很客气，颇有礼貌。到吃饭时，他亲手给我递大块羊肉，对我说：“赵先生没有吃过我们回教的‘手抓羊肉’，它味美养人，是我们的家常便饭，请你莫要害怕，叫两个尕娃也吃饱。”吃毕，马团长说：“我有一件事，请赵先生帮一点忙。”我问：“什么事，用得着我，尽量效劳。”马说：“有一次贵军在栎阳镇把我们西开队伍的十支枪收了，这件事经过好几次交涉，都得不到下文。今日赵先生走到这里，我们拉个朋友，请你回到西安向甄师长方便几句话，交还这宗枪，也可以表示我们客主之间的情谊。”我答应照办后，他亲身送我出了战线阵地。一到建李村，有我家佣工的住宅，我们父子三人坐着轿车，很安全地到了西安。甄师长看到我的两个儿子，甚为喜慰，并说：“你明日到武功去，就把他俩带上。”我顺便把到泾阳的经过述毕，附带加叙了马团长讨枪支的事。甄说：“几百朝年的事，从哪里去追查?只要你安全回来，闲事不必提了。”

李云龙战事吃紧时，曾到泾阳一次，以稳军心，并未增援。薛保荃的“善战”，抵御敌军不足；说到谋士王重义、李可亭更是大烟盘子底下的说客，除了在一伙刀客面前称能而外，对寡不敌众的战场，真是一筹莫展。结果，城破后，薛保荃、王重义化装逃跑，李可亭当了俘虏，遭了杀害。李云龙在三原闻讯，连夜趟渡渭河，窜往商洛，收集余众，以刘伯敬为首，盘踞商县，同时勾结冯子明东开的队伍，扰乱潼关，东联樊锺秀在洛阳动手；西令何溪臣，方少海部直攻西安南门，但均遭击败，李的计划至此成为泡影。

1929年6月，宋哲元调动马鸿宾、甄士仁、冯子明部以及他的嫡系部队，对凤翔城来了个大包围。当甄部由武功西开时，我未曾随军前去，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泾阳。临走时，口头上说是回家安置孩子，其实心里存着不干的念头。我认为：偌大陕军体系，次第瓦解，今日所包围的风翔郭部残余，也不过是苟延时间。所有杂牌部队，都有编遣的可能性，甄士仁的收场，确实得费一番运筹。在攻打凤翔正激烈中，甄士仁专信叫我到前方去，我的答复是：“……消灭麻振武咱出过兵，打田玉洁咱们守中立，虽说咱们没有直接打过田玉洁，但田玉洁的被消灭，咱们起着促其速亡的作用。凤翔战役咱们打与不打作用不大。因此，我不但不能来，还希望兄在战事未结束前，赶快把军队交代了。这样一来，宋司令决重视兄，尚不全甄的第二封信，写着：“……吾兄见地，实获我心，即日按所嘱办理交代，绝不恋栈……”

经过半月的围攻，凤翔终于在炮轰之下城破，战事如何结束，我不得其详。只在西安见到自凤翔运回的党玉琨所挖掘秦穆公墓（在城内）内的古器，可以说明党的搜刮情况。这些古器中，最引人注视的是一件大锅床，花纹精致，古色斑驳，而其上花纹如宫娥侍膳，乐工侑食，更是形象毕肖，栩栩如生，也可以证明，我国古代文化艺术造诣之高深。

宋哲元打开凤翔城，消灭党玉琨以后，陕军冯子明和甄士仁等部均缴械受编，放弃枪杆，至此全部陕军除卫定一、卫秀山两个随岳维峻的南路军出荆紫关，驻扎襄宛一带；杨虎城部随孙良诚东出潼关；何汉臣、方少海、李定五等仅带残余部队由南山窜出陕西，依附南路军而外，在陕西境内仅留榆林的井岳秀部，其余尽被冯军肃清。

四、甄士仁的翻云覆雨与被杀。宋哲元对甄士仁的三个考验：1.队伍撤出雨金镇；2.攻打吴山王有邦；3.参加凤翔战役。都收到了完满的效果，特别是于凤翔战事结束前，又自动解除武装，不愿凭借枪杆生活，这在陕军中是突出的行动。因此甄士仁在见宋哲元时，宋表示尊敬地说：“你辛苦了半辈子，也可以安歇了，连你的部下都可以跟着你过几天清闲日子，你交代后，总得叫你们都有饭吃。这样办吧，把整个陕西印花税局的机构交给你安插你的部下，省府不另委一个职员，你看好不好?”甄这时喜出望外，感激不尽地接交了印花税局长职务。宋对甄这样安置，有两个用意：1.表示他对有功者必赏；2.安插全部官佐，借以消弥乱源。而诡计多端、恃宠而骄的西安市长肖振法，看到素无瓜葛的甄士仁得此肥缺，有点不服，在没法反对的情况下，推荐了一批他的亲友，想在印花税局分到一杯羹。最滑稽的是他说：“我给你荐人，你也可以给我荐人。”宋哲元知道这事后，把肖振法叫去，申斥了一顿。甄正在为没法安插为难时，听得宋训肖的消息后，才放下了心。甄对部下的安置，是分别对待的，少校以上委为外县印花税委员，月支车马费洋90元。我被委到二华（华县、华阴）、潼关三县。印花税的征收，是摊派性质，按县份的大小，规定印花数字的多少，每月要照数上缴，有拖欠的才由委员去催一次，委员到县时，只与县府交涉，并不亲身与商家打交道，这是一个消闲而优越的差事。

甄士仁在陕军中，可算的是军人兼政客。他这时的做法有三：1.靠拢共产党，2.高攀蒋介石，3.求救于冯玉祥。

1927年大革命时期，国共合作，在陕西方面，军事上由冯玉祥负责，政治上由于右任负责，党务上由刘伯坚主持。共产党在各部队之可能范围，设立政治处，借以宣传党的政策，特别重视甄部。党的组织上派梁鼎（陕西铜川人）为甄部的政治处长，姚少芳、曾尼志、姜金铭、魏某某（忘了名字）为宣传员。此外，当时进步人士如魏野畴、惠有光、杨晓初、许权中等人都是甄的座上宾。甄对这些人士言听计从。在梁鼎的领导下，各方面的措施，大反过去的不良作风。就连我这个小统治者（雨金地丁征收局长，相当于县长）也取缔了“隔桌子打人”的旧衙规，后来才取消了政治处。这以后，宋哲元抓共产党员，意在表示忠实于蒋介石。尽管宋哲元向宁汉分裂后的蒋介石效忠，不断迫害共产党员，但甄士仁却不顾虑这一套，凡与甄有关系的共产党员不幸被捕，只要甄一句话，宋哲元便马上释放，亢心栽就是一个例证。只有潘自力被押时，很受窘迫，一切费用全凭他的爱人徐晓兰在接生训练班节约下的津贴费来接济。我曾经自动地向甄述其原委，甄也曾经向宋请求过，结果，宋以“案情重大，确难照准”的回答，使甄碰了钉子。

1929年春季，冯、阎发动了倒蒋运动。冯在山西建安村蛰居。冯的总司令职位，由宋哲元替代，陕西省政府主席一缺，由刘郁芬替代。这时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甄士仁所玩弄的“借庙修道”手法——发动反冯组织，露出马脚。刘郁芬得到情报后，除了向冯玉祥报告外，为了献功，必得捕获甄士仁而后甘心。1929 年12月18日，甄约我到他家（在西安城内某某巷）议事。我到他家，戴铭九在座，张介藩（黄埔学生）后到。甄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反冯工作做得不密，外面风声很大，为了加强我们的力量，你可到汉口去一趟，请张介藩同志帮助你，去见汉口行营主任张治中，要些军费、枪弹和名义。顺便在豫南见见咱们的同事杨虎城、孙蔚如、冯钦哉，请他们也关照咱们一下。”说毕，交给了我200现洋的旅费，并叮咛说：“明天就得走，豫西交通封锁，可绕道山西，速去速回。”

我对甄士仁是忠实的，既没有顾虑到危险性，也没有顾虑到长途旅行的艰苦性，很慷慨地接受了这一任务。

陪同我前往汉口去的张介藩，因不通蒋系的门路，转托郝云五（黄埔生）介绍我们到汉口行营。张治中出来接见后，先由郭云五介绍了我由陕西到汉口的来意，再由我陈述了陕西荒旱的严重惨状，和反冯运动的布局情况以及请求支援，恳发给养、枪弹等之后，张治中态度蔼然可亲，他流露出道远运粮的困难，飞机空投的不便，叫甄部等待时机，以后设法接济。我们不得要领，辞出，我和张介藩各叹白跑。

1929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，由汉口搭最后一趟京汉车，晚间到驻马店停车，不能前进。我去见当地驻军冯钦哉，转达甄对杨虎城、孙蔚如和对他的殷切希望，请求他予以支持。冯说：“当日我们叫他（甄）随同出关，他总不舍地盘，现在豫西的救平是有条件的，冯玉祥的势力还不弱，叫他（甄）坐镇西路，卡住冯军东开的去路，等待我们（杨虎城部）到潼关时，再由西而东，给刘郁芬一个腹背受敌。”第二天，冯请我吃饭，第三天，我冒着大雪赶早离开驻马店北上。在雪深没膝的道途上，雇用小推车运送行李，备受艰苦，挣扎了两天，始到郑州。好在乡党王峻生亦在此，同住一处，尚不感寂寞。在郑州住了十多天，盘费已完，百无聊赖，每天到车站散步，打听陕西的消息。

一天，遇到一个操陕语的旅客，赶忙上前打“乡谈”，问他由山西到郑州，路上可遇到甄寿珊的人?那人说：“甄也到了山西太原，一同住在歧凤站。”得到这一消息，我如获珍宝，立即去信请他汇路费，以便到太原。隔了两天，来信说：“接到吾弟来信，知困在郑州，兹因旅费不多，暂汇来50元，请速到太原面谈一切。”

原来甄所玩弄的“借庙修道”手法--—发动反冯组织露出马脚，刘郁芬除向山西冯玉祥告密外，必得甄而后甘心。甄闻讯跑到太原后，由刘治洲介绍，冯升甄一个“汧陇游击司会”名义。

1930年元旦，我由郑州到太原，见到甄士仁，他见我由汉口回来，先问：“见谁来?”我把见张治中不肯接济军费的说词照样学说了一遍。

甄士仁这次在万不得已时，跑到太原，求救于冯玉祥，完全是刘治洲之力。刘对甄的帮忙，有三个用意：1.甄到危险时求已，不得不救朋友；2.“汧陇游击司令”可以收揽陕军残部，使散兵游勇，失意军宫，从而就范；3.可以为刘本人将来重任陕西要职时，作拥护他的势力。在这三个用意下，彼此两相依赖，才做到“水乳交融”。

当1929年陕西荒旱，赤地千里，哀鸿遍野，百姓卖儿鬻女者络绎于途。少年妇女经人贩子贩卖出关者不可胜计。刘治洲看到被贩卖者多系歧、凤、兴、武、乾、礼人。若是这些妇女沦于“青楼”，对西府来说是一件丢脸事（刘是凤翔人）。因而请准在山西蒲州设“妇女收容所”，委甄士仁兼办此事。甄归心如箭，哪有兴趣干这个?遂托别人代理（负资人忘记了，记得亢心栽是其中的一个成员）。我随甄也到过“妇女收容所”，起初不过几个人，而且确系兴、武、歧、凤、乾、礼人。甄叫来一负责人，布置了一番，第二天便回到西安。

甄士仁到西安后，向省主席刘郁芬呈上冯玉祥的手谕，刘验过“汧陇游击司令”委状后，脸上登时呈现出不乐表示，半晌没言语，甄要求发给成立司令部办公费，刘蛮不在意地说：“先设个办事处吧!”“来到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”的甄士仁只好遵命，在粉巷设立起“汗陇游击司令办事处”来。

我知道刘郁芬对甄早有戒心，曾把甄的蓄异谋时常向冯玉祥告密。甄虽有刘治洲替他在冯处剖白，但“疏不间亲”，抵不住刘郁芬的“浸润之潜”。因此，回家以后，我打了“退堂鼓”。有一天，接到甄的催函，我在答复的信里，抄写了范增对项羽的儿句话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本伍。”甄是秀才出身，不是没读过苏东坡的《范增论》的。此后，再没见到下文。听说刘郁芬误信谣传，甄和宋哲元有儿女亲家关系，一旦甄的势力一成，宋有回任的可能性，所以，对“汧陇游击司令”的一切需用，克扣不发，使甄自行垮台。

甄侦知此意，又一次放弃“汧陇游击司令”职权，微服出省，到陇县发动向日所布置的杨万青、毕梅轩、尚天初、张瑞庭，集合成军，自封为“西北民军总司令”。

在我去汉口见张治中以后，甄看到张“施口惠而实不至”地许虚愿，旋即派牟文卿驻南京，向蒋政府讨来了一个“陕西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”的头衔。这就使甄站住了脚，可以在西府的汧阳、陇县、歧山、武功、兴平、乾县、礼泉、麟游、旬邑、永寿、淳化一带横行无阻。这时，陕西省主席刘郁芬对甄的反冯运动大伤脑筋，通令外县公安部门严防甄的“坐探”活动。我虽然没有参加“讨逆军”，但总算是甄部的成员，若是引起注意，就生出许多麻烦来。于是在1930年9月9日，趁重阳节出城登高之时，我只身钻进了北山到淳化县的通润镇。这里的驻军是毕梅轩师的所在。毕见了我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冯玉祥行动怎么样?”我答：“还不是在建安村吗?”毕的第二句话：“很好，你来了，给我当秘书长。”我推以“等老汉（指甄）来了再说”。

通润镇不是我的目的地，住了五天，度日如年。第五天的傍晚，到郊外散步，看见越过山尖，向南飞的归雁，沟洞里夕阳反射的古树寒鸦，更增加了我的无限愁思。当天晚上，甄轻骑由邻县到通润镇，看到我，惊喜地说：“这时你才来了!住在哪里?”我冲口而出，“在梅轩师部，他还叫我当秘书长呢。”甄很坚定地说：“他有的是人，何必冲口而出：“在梅轩师部，他还叫我当秘书长呢。”甄很坚定地说：“他有的是人，何必说这话。”随即喊叫卫士，到毕处搬来我的行李（实际上没有行李，一床被褥是毕给我临时设备的）。毕看到甄不肯舍我，干脆就没敢开口，免得碰钉子。

半夜甄起床，叫醒了我，很兴奋地说：“有个好消息，听说虎城到潼关啦!”我问：“哪个虎城?”甄答“当然是杨虎城!”我接着说：“那您何必高兴?”甄表示诚恳地说：“杨虎城到陕西，掌握了政权，对咱们有好处，在对咱们编制方面总还有点第三路的袍泽关系，比起蒋系当政来说，他（杨）是念旧交的，我们这些人员不愁没着落。”我有点厌倦，便开门见山地顶了几句：“您老驻守西府，迟迟不发，已坐失良机，若是早到西安，迎杨虎城入关，那多好!今天人家已到潼关，却仰望得到人家的支持，这是没有把握的。”甄闻言，半响默然不语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见甄在行动上没有表示，便说：“现在既已得到杨虎城到潼关的好消息，应速印成军事简讯，飞传西路的我部，着加强防务，封锁陕甘交通，阻止冯军驻甘部队东开。这样以来，刘郁芬腹背受敌，东不能进，西不能退，必然由风陵渡窜人山西。消灭冯军，杨虎城才能顺利进关，我们也有受编的可能性，不然的话，便成了胶着状态。”甄听到最后几句话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早来一个月，我不至于仰人鼻息。”说罢，各就寝。天未明，甄又唤醒了我，叫毕的大部分部队离开淳化，往三原出动。到泾阳口镇打尖时，委赵云生为泾阳县长，随派强励之（陇县人）一团驻泾阳，当面嘱咐强团长：“你到泾阳后，一切听赵县长指挥，我到三原不久后即来泾阳，再商量我部的事情。”这时，刘郁芬闻讯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由风陵渡窜入山西，走时很狼狈，丢弃的军装马匹在黄河滩堆积如山。当天下午6点钟，我们才到了泾阳西关，发现城上有哨兵，问是谁的部队?答以“范团长”（范子实，泾阳人，从前是冯子明的团长），我们说明了来历，叫开了城门。人马进城后，县里的绅商给官兵们安置了食宿。我先到县政府，看见监狱被劫，一科被抢，满眼破坏迹象，使人触目伤怀。

我到任的第四天，甄士仁由三原来泾阳，全县的绅、商、学各界和驻军在我的率领下出城欢迎。刚到东郊的义园，望见甄坐着一辆双套阔气轿车，前呼后拥，他戴一副大墨镜，老远看见我们的人群，赶快跳下车，卸下眼镜，步行到人群里，亲热地与欢迎者逐一握手。与我握手时，忽有人从背后紧抓住我的肩膀，使我大吃一惊，回头看时，原来是范子实，这才放心了。甄由东郊到城里的西大街商会一直是步行，而范子实一路上总不离开我，扶着我的肩膀。到商会坐定后，陪甄说话的有：商务会长胥俊山，十区公所所长何乾生，姚小校长王阁丞，支应局长马洛川，驻军首脑范子实，大绅柏厚甫、王觐立、张修之、莫纯如、贾千秋、何惠玄……。他们除了恭维甄总指挥是陕军中翘楚，给陕军争一口气而外，接着顺口赞扬范子实，随即要求甄给范编制一个团。凡这些言词，好像事前准备好的“发言提纲”，听来令人不耐烦，当柏厚甫侃侃陈词时，每说一句，甄便来一个“哼”!直到结束，甄连来了几个“哼”，始终未置可否。这时，范子实回避了。甄叫我到西屋，避开众人说：“方才你听到了没有，子实有几支枪，竟要求编一个团?”我便不加思索地说：“真的，就他的实力来说，编一个连也是人多枪少，枪多于子弹，还谈得上‘团’?可是，人多于枪，枪多于子弹的情况，在陕军中是普遍现象。现在我们为了扩充势力，必须吸收有号召性的人材，子实一向在陕人舆论上有点声望，若是打算用这人的话，我认为一个‘团’还不够以收揽尚未就范的军人，最好给他一个旅长名义，这才能使他发展。”甄听后，很高兴地说：“子实的发展，等于我们集体的发展，那么就给他一个‘骑兵旅’的名义吧!”遂马上发表范子实为旅长，其实，关于范子实，他和我素无交情，绅商们事前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我所以极力为他吹嘘者，也是为了甄部力量的壮大。

当天下午两点钟，毕梅轩带着全师，由通润镇开到了泾阳，他听到总指挥在此，急来晋见，甄对毕说：“你来了，好得很!泾阳防务由你负责，县政方面，由云生负责，你俩要和衷共济，做好一切工作。时间迫促，我还得返回三原，打算不日进西安，和杨虎城商量对咱们编制事宜。三原防务由张仞千负责，县政由刘光智负责。”说罢辞去，要到我家里去，我婉词谢绝了。甄便于饭后去三原，照例我们要送别，从此，我和甄竟成永诀!

当甄士仁由三原去西安时，并未告知我，只知道甄在西安和各有关领导商洽编制事宜，经过情形不得其详。大约有半月之久，甄忽致三原张仞千一函，内云：“仞千、云生两弟鉴：我在西安接洽何主任（何应钦），决定我部编制一师。吾弟见信后，通知万青、梅轩把坏枪捆起来，准备上缴，徒手兵遣散……”我正在念转来的这封信时，三原跟着派专人来泾阳，坐提筹款，这给了我一个很大负担。前任县长逃跑，既未交代，财政科又被抢一空，粮未开征，2000元的指数（是军派定的），从何处筹措?不得已，只有向商会告贷。这一硬性任务，总得要商会赶日完成。经我亲身向胥峻山会长纠缠了几天，才凑了1200元。甄又由西安来函，要把款子直接交给他。在汇兑不通的情况下，我原封不动地派韩少渊借用沈生旭营长的马送去。第二天下午，韩少渊回称：“甄总指挥被害了，我不知道，走到西安北关，被巡逻兵检查，并把款和马匹一并夺去，还要把我带进城去，费了多少唇舌，才放我回来。”这个噩耗传来，使同仁都感不安，特别是范子实，自叹“官星”暗淡。甄部全体官兵得到这个噩耗，个个头上好像泼了一盆冷水!接着张仞千又派人来提款，声言给甄的继母“养老”，沈生旭也派人来要马，说等着出差，到我分别函复和答辩时，他们还以为是“扯谎”，纠缠不休。

不过，韩少渊的回报，各节毫无见证，直到今日，这件事还是个“谜”。

甄死，杨虎城布告说：“甄的野心勃勃，有几个人，竟要求编制八个师……”蒋对杨虎城也不大放心，认为甄士仁的归杨是“为虎作翼”，巴不得自相残杀，分散杂牌军队势力。

杨虎城部返陕以后，冯军在陕的余部全被消灭。从此，陕、冯两军在陕西长达20年之久的互相消长局面，才算最后结束。(1964年12 月)